改革出了什么问题

 郎咸平清华演讲

清华大学建馆报告厅 2005年12月21日

转自网络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

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 “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著《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 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 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著《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 “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

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 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Anti- 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 (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新分配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的精神代表著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的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念不起大学，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 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你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 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用发展着的毛泽东思想指引航程

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想

      前几天突然看到消息，在今年国庆群众游行队伍当中要加入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主题是“毛泽东思想万岁！”，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心情凝重地期待着那一刻的到来。今天在观看国庆节阅兵式群众盛大游行直播时终于看到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后，紧跟着的是红色簇拥着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一刻我的心情依然凝重。

      今天的国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非常完美，朗朗的天空，微微的风，整齐威武的雄狮，辉煌灿烂的成就，激动荡漾的人心，她是新中国60年的精简回顾，也是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描绘。在这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中，最激动人心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振奋人心世界宣言，和在他老人家巨幅画像后中国人民历尽酸甜苦辣后从内心里喊出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是中国人民光辉灿烂的思想，是指路明灯，是中国魂！它凝聚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叮嘱，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一代一代的践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道路虽然是曲折的，经历千辛万苦，但只要心中明灯不灭，前途永远是光明的！

       今天的话之所以敢直谈直说，是因为有了直谈直说的理由和条件，也算是自己思想认识的进步吧。

其实，我对毛泽东思想的思考已经有些年了。这些年来，我作为一名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后来学写博客，这种情怀便融进了我的博客中。今天这篇博客，算是我作为一名无党派人士交给党的一篇思想汇报。

      毛泽东思想他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纲领、行动指南和具体行动的基本方法。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纲领是：建设人民当家作主并实行专政的公有制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行动指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基本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结成统一战线。这些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灵魂。

      有人说“共产主义不现实”、“很遥远”等等，但不能因此而丧失了理想。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理想才是中国真正伟大之所在，这才是中国真正先进之所在，这才是中国真正能够向世界人民说明“社会主义好！”，这才真正是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不同是历史时期，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不同的，具体的操作方法一切因时、因地、因情而异，也就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和解决，但终极目标和基本纲领不能变，这是本质的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不同的具体目标是十分必要的。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就是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当然就是建设新中国了。

      但在具体实践中，自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讨，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前进，道路一直坎坷不平、艰苦卓绝，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一条前无古人的伟大道路，实现人类社会的梦想，和谐、大同，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了错误和闪失要及时纠正，遇到困难和挫折不要气馁和动摇，这方面毛主席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关键是头脑要清醒。

      毛泽东思想思想来之不易，那是用鲜血和生命凝练的，他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人前进的明灯，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拨乱反正、开拓进取，不断发展和丰富毛泽东思想体系，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思想万岁！

再看医改方案

今天，盼望已久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终于出台了。新华社受权全文刊发了《意见》全文。我便急不可待的通读了一下，也有一些感想和体会，现记录在这里。

首先，《意见》给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框架，而且是体制性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原则里强调了“人人”和“基本”两个概念，强调了基本医药卫生服务“公益性”宗旨和兴办方的“多元化”原则，这是政府意志，符合人民意愿。医药卫生行业必须围绕着这一格局去谋划和运作。

第二，这个框架给出的游戏规则粗细不均，这也反映了政府把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成熟度深浅不一。

较为明确的方面。

一、《意见》中讲到，“政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采取多种形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使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村卫生室。”这一点明确了政府在医药卫生行业发展中的一项责任，也给政府优化卫生资源指明了方向。他给县级政府对县域内所属的公立医院进行重组整合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意见》中提到，“进一步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有条件的农村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有条件的大医院按照区域卫生规划要求，可以通过托管、重组等方式促进医疗资源合理流动。”“整合城市卫生资源，充分利用城市现有一、二级医院及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医疗机构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医疗机构等资源，发展和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这些既是对前段时间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设经验的肯定，同时也是从政策层面上给予了支持。

三、《意见》说，“城市大医院要与县级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对口支援和合作制度，采取临床服务、人员培训、技术指导、设备支援等方式，帮助其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能力。”这一点进一步明确了城市大医院（即三级甲等医院）在新一轮医药卫生改革中的角色。

四、《意见》中明确，“中央政府统一制定和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制定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在指导价格内，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招标情况确定本地区的统一采购价格。”“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确定使用比例。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物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这些意见必将对规范医疗机构的药事行为起到巨大的作用。

五、《意见》中提到，“政府负责其举办的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按国家规定核定的基本建设经费、设备购置经费、人员经费和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的业务经费，使其正常运行。对包括社会力量举办的所有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各地都可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核定政府补助。支持村卫生室建设，对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等任务给予合理补助。”这一点明确了乡村医疗机构的经营问题，也解决了民营医疗机构加入网底的经营政策。

不太明晰的方面。

一、这个框架即将结束我国医药卫生行业在一段时期的无序竞争，但也不是制造医药卫生行业的垄断。在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不过这个竞争规则还应再进一步明确，比如质量、价格、服务以及政策的享有程度等等。比如，《意见》在规范医疗服务价格中提到，“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其余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这是否会引来恶性竞争。但是，不管怎样，一切垄断思想和行为是有害无益的。

二、《意见》在谈到医疗保障体系时说，“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可是它们之间怎么衔接法，没有提到，只是说了具体每个险种自身的有关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保险”作为一种投入和“政府投入”之间的关系没有阐述。

三、《意见》在谈到公立医疗机构改革时指出，“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可是，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是个什么样子，没有描绘。“深化运行机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明确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责权，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有责任、有激励、有约束、有竞争、有活力的机制。”那么，这个“法人治理结构”，是个什么样的基本架构不清楚。这也是多年来公立医院在管理上存在的弊端，本次改革理应解决，但现在好像还没有成型的经验。

四、当然，《意见》中明确提到的“探索”、“试点”、“逐步”、“有条件的”等不确定描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人类社会的发展

    今天读了《联合日报》的两篇文章，联想了我在《QQ空间》写的一篇短文，题目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我先前写在这里的短文，题目是《资源与人类发展》。现全文粘贴在这里，见如下黑体字。

第一篇

      今天读了一篇文章，内容大致是说人类社会五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一定是序惯性发展的，有时也可以跨越，列举了一些例子，如苏联、中国、非洲国家等，这里暂不提其观点正确与否，而是我阅读此文后的一个突然命题。
我的这个命题是“什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也想到了那句哲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当然，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可是是人的什么因素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呢？我突然意识到是人类的繁衍和寿命的延长，即人的数量的增加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么人数量增加的根本因素又在哪里呢？我又意识到是地球环境越来越适宜于人的生存和繁衍，再加上人类自身保护措施，特别是致死致残性传染病的有效防治。
基于这个观点，“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中国如何发展”的命题随即而生。人类走向文明的社会发展史，作为一个人来讲太漫长了，但是作为宇宙时空来讲，区区三五千年，用世纪计算三五十个，看人类今天的能耐，必须要回答好“人类社会如何发展，中国如何发展”这个命题。
让山石变成楼房，让田野变成道路，让村庄变成城市，让愚昧变成文明等等、等等，就这样如火如荼的发展着？！

第二篇

       人类几乎贪婪式的发展，使得资源紧张已成为必然，直接地掠夺式开采和间接地破坏，地球陆地资源、海洋资源、大气资源已显露出减少的端倪，有的已趋向枯竭，有的已生灵涂炭。我时时对那些用几十年、几百年来说明地球资源丰富的人们所不齿，面对洋洋历史长河这岂不是有点点与面的逻辑错误。太空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发展太空技术，开发太空资源，为人类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太空领域的发展取得领先地位，这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它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但是就人类而言，这种贪婪式的发展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答案是肯定的，是有害的。可是有哪位人物出来踩刹车呢？目前看还没有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出现。但无论如何地球资源攫取的度量总是要计划的，除非想自取灭亡！举例来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走路的人太多了，于是有了各种路，像公路，越筑越宽，20米/30米/60米/120米，我们总不能把整个地球都硬化了吧？！一样得道理，无论什么资源都是一样，包括太空资源。本来地球的卫星只有那个嫦娥大姐，而人类又自己造了很多弄上去，当其数量达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将会导致地球引力体系发生变化，带来地球的灾难，人类是坚决不能造成钢筋水泥满天飞的。也就是说，太空资源也是有限的，发展太空技术意义也就变得重大了。

    基于此，我想接着写点文字。今天我读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一篇是关于房市问题。这两篇文章都与人的基本需求密切相关。

    时至如今，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文章分析了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种种原因，譬如大学扩招、就业结构失调、过去“热门”变“冷门”等等，说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关注等等。然，就业难岂止是大学生？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孩子们就业就容易！事实告诉我们，非也。只不过他们对于谋求不到职业的耐受程度较大学生弱一些而已。还有那些下岗工人、返乡农民工。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大学生曾长时间地成为社会骄子，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给养，难道现在却成了社会的难题，令众多谋士绞尽脑汁的事情？！所以，我想再回到我那黑体字的命题中。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人的繁衍与资源，科技进步与人类欲望。这将是中国当今乃至今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所面对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乃至是一个世界全人类的问题。在未来，人类将怎样幸福地活着？人类自己仍然是能够把握自己的。

    事实上，当前的利益是人们所直接亲受的。但如何把握好现实利益与未来的关系，是一届政府能把握的好？我想是应该的，而且是每届政府都应该把握好的。不要抱怨，少说空话，正确引导，科学决策顶重要的。

    关于住房问题，我想到了毛泽东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住房问题同样是一个人与资源的问题，同理还有开发与土地问题。说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并没有错。但是，搞市场经济是否完全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来指导中国，事实证明，行不通！说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句实在话，我们也确实应该在这“中国特色”上下点苦功夫了。关于住房问题，先不谈价格。记得我们80年代末第一次集资建房时，每户住房面积是60平方；90年代初第二次集资建房时，每户100平方；90年代末达到120平方；现在商品房，每户120、140、160、180平方；还有200平方的小摞屋和更大的别墅群。这个市场的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吗？更不要谈那些突飞猛涨的房价了。以土地价格而论，从负地价、零地价到每亩5万、10万、20万、50万等等，这就是市场？所以，有个市场的放任特点和政府干预问题。有人说，房市困局与人们工资水平上涨滞后有关，看来很有道理。人手里有钱不就行了吗？只要有了钱，一切都好办了。但是，冷静的想一想，“钱”是何“物”！80年代的工资水平和现在的工资水平，公务员们一比较就显而易见了。

    现在我们正进行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认为这个活动搞好了确实意义重大，特别是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乃至对于全世界的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将惠及全人类！

医改，应尊重医生劳动价值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教授 尹 佳

现在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基本工资低于公务员和教师。目前北京大医院4年住院医基本工资1000多元，工作20余年的教授基本工资2000余元，乡村医生仅几百元。 北京协和医院工作50年的顶级专家退休工资也仅有3000多元。部分在协和工作一辈子的老专家也会因患大病致贫需全院医生为其募捐。公立医院的医生退休后，仅有1000～3000元基本工资，部分高龄老教授仍在坚持出门诊以获得挂号费提成贴补家用，年轻医生购买商品房的压力非常大。

在这种执业现状下，中国医生的工作热情和效率降低，部分人离开医生队伍转做医药代表，部分基层和乡村医生转行。2001～2006年，我国乡村医生人数减少了30万。北京一些远郊区县已出现“有室无医”的情况，约66.7%的村卫生室只有1名村医。上述情况使大量病人涌入城市大医院，加重了看病难；由于长期付出与收入不符，部分医生通过多开进口药、大处方增加收入，加重了看病贵。

我们认为，能否依据科学发展观，改变我国目前医生劳动价值与价格严重偏离，能否尊重医生的劳动价值，调动医生们的积极性，应成为本次医改的重要内容。几十年来，中国医生面对的是世界最大的患者人群和保健对象，却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待遇。实际上，中国大多数医生是在超负荷工作，是在拿着远远低于其付出的低薪酬为人民、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

由于政府在对医疗总体投入不足的同时又严格限制医疗服务价格，极其低廉的挂号费和手术费多年未做调整；医生不能从自己付出的技术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使部分医生去追求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等不正当的收入，影响和损坏了中国医生的声誉，加重了看病贵。少数医生的行为使老百姓由此推断医生群体是吃药品回扣的高收入阶层，病人就诊时常对医生怀有戒心，担心医生所开处方和检查是否与医生的收入相关。这种普遍的担心和反感加重了医患矛盾和对立，严重影响了绝大部分被冤枉和委屈的医生们为病人服务的热情及效率，加重了看病难。

为改变现状我们建议：

1.提高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提高部分由个人和医保按比例支付

这样不会增加病人的负担。在医保改革中，为病人报销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应是第一位的，首先使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医生才有动力去减少药费和检查费，才能进入良性循环。国家投入的这部分钱能调动数百万医生的积极性。医生如能通过技术服务获得合法收入，就不会为回扣去开大处方和昂贵检查，最终能减少医疗支出。目前，在病人全部的医疗成本中，医疗服务费比例低于10%，90%由药费、检查费和医疗器械使用费构成。应依据实际劳务成本科学计算出合理的医疗服务费，如挂号费应分为初诊挂号和复诊挂号；初诊耗时费心，价格应高于复诊挂号费至少4~6倍。

2.应按医院不同级别调整医疗服务费和医保报销比例

乡村、社区医院的挂号费和手术费应低于大医院，医保报销的比例可大于大医院。这样才能分流大医院的拥挤状况，使大医院专注于疑难医疗服务和医疗人员培训、教学和科研。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性，且所有收费与基层医院相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大医院，协和医院14元的专家号被号贩子炒到1400元，号贩子头目一天倒号收入达2万元，而真正需要找著名专家解决疑难病症的患者却一号难求。

3.一线医生的收入与绩效挂钩才能提高效率

建议医生收入分工资和绩效两部分。按医院级别和医生级别提高医生的工资。一线医生的收入应部分与绩效挂钩。如果所有医生都拿固定工资而取消医疗服务收入，不利于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容易造成推诿病人，影响效率。目前已有部分社区医生拿固定工资以后看病的积极性反而下降的现象。新医改中提出的药事服务费不应等同于医生的技术服务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诊疗活动都会产生药物处方，但医生的建议又非常重要。

4.严禁医生拿药品和器械回扣

发现拿回扣者立即吊销行医执照。医生如能从医疗服务中得到合理的收入，就不会为了回扣小利铤而走险断送职业生涯。

希望国家、病人、医生三方都能得到各自满意的平衡。我们认为，合理支付医生劳动报酬已成为整个医改当中最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医改不能调动中国数百万医生的积极性将难以成功。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都是以技术服务挣取自己的收入，中国要做的就是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让医生通过为病人服务来挣钱，而不是靠卖药和卖器械赚钱。只要把医生挣钱的方式回归于本质天然的形态，一切就都理顺了。我们认为，提高医生待遇是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本次医改应把医院作为推行科学发展观的主要试验基地和推行高薪养医的试验场。医生待遇的提高，将能激发出中国数百万医生参与医改的巨大热情，最终提高国家医疗改革的整体效率。 

转自健康报

国家建设

[前记]今日读了一位网友的日志，看到日志中附有一张网友5岁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这使我又想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老三篇”，重新读来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内在的精神是那样的让人感受到激励，再看看现在的“那些事情”又使人感到内心里那样的酸楚。于是又将老人家的“老三篇”转抄于此，以利常读常醒啊！

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愚公移山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纪念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后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这三条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的结晶，是立党之基、灵魂所在，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人永不变色的道德操守。

金融危机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 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本文摘自好友文章金融危机

“华尔街神话”破灭的警示

作者：投资银行家，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 

来源：搜狐健康 作者：于明德

作者介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司长，历任辽宁省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医药管理局财务与市场流通司司长。长期从事药品生产、流通等管理工作。

医改为什么这么难？

　　医疗体制改革自哪一年起，目前找不到权威界定。我隐约想起：1965年毛主席发出“6•26”指示：号召医务人员到缺医少药的农村去，到山区去。这应该体现了当时老人家对当时医疗服务现状的不满。我还清晰地记得：自从1994年初，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彭沛云国务委员深入基层总结“两江经验”（镇江、九江），到今天新医改接力棒交给新上任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前后历经四届政府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成绩和进展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么多年时间在众说纷纭的争议中，还没有拿出一个为大多数群众拥护的医改方案，这不免让人感到心情沉重！

　　医改为什么这么难呢？我想至少有两条原因：

　　1. 医改牵动千家万户和社会各界，矛盾错综复杂，医改天生就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诸多矛盾的解决要随经济发展而定，不可能一蹴而就，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应该是客观的、务实的选择。

　　2. 不管是前届政府的8部委还是本届政府的16部委，相关联的部门对医改分歧较大，影响了决策，这也是医改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因。

　　我认为：党中央十七大报告把医改方针和原则确定以后，有关部门至关重要，他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只有真正抛开部门利益，抛开私心杂念。把十三亿人民的利益顶在头上，这样医改才会顺利。

政事分开是当务之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与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医改原则与核心内容的最明确最具体的指示。

1. 部门利益是改革的大敌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是党和政府极力反对和纠正的错误倾向，尽管已经有了较大改变，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往往是由政府主管部门起草，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还是存在的。

　　就医改方案而言，十几个部门讨论二年多时间在关键问题上不能完全统一，拖延了改革进程。这中间，部门利益就是绊脚石之一。

　　新医改方案中，关于体制设计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政府加大投入的医疗保障资金交给谁?此前的六十多年间，这不成为问题，因为医改之前，政府投入资金交给卫生部们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已经焕然一新，但是卫生体制改革是滞后的。人民群众对医疗保障的需求是迅速增长的，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初步健全了，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对医疗保障一包到底。过去，国家拨款给卫生部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低效率的，受到人民群众越来越激烈批评的计划经济的落后体制。在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顺应社情民意，我们必须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起“政府购买服务”即“补需方”的新体制，需方是人民群众，而代表人民群众医保利益的机构是各个保险公司，这是体现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新体制，是推动医改的动力。然而这样一个重大的改革投入机制的政策，一直是有关部门争论的一个焦点，部门总认为只有自己最胜任，国家的钱交给自己最放心。他们特别不希望有来自外部的制约机制。

　　而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从群众利益出发，有制约比没有制约好！有竞争比相对垄断好！补贴需方（参保人即社保执行机构）比补贴供方（医院）好！

　　难道当事人真的不明白大多数人赞同的这个道理吗？不是的！是既得利益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把人、财、物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希望从制度上没有人能对医疗服务说不！这就是利益的根源！可以略举几例来讨论一下：

　　——有人说：“为了保障国家基本药物中廉价药的供应，要由国家实行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统一使用”。我认为：廉价药的缺失绝对不是生产问题，而是“以药养医”体制所致！全国药品生产能力二分之一闲置的情况下，只要合理定价，正常按需使用，任何一种廉价药都不会缺失！但是医院对卖药有巨大利益追求，所以医院本身就不愿买“空间”极小的廉价药，提出定点生产是掩盖真相，是“头痛医脚”的做法。那么捞起这样一个“定点生产”的题目，实行新的“统购统销”，人为制造一些不公平竞争，给医改添乱，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对新药和专利药品要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实际上，“药品法”规定我国药品上市申请的评价标准只有安全性和有效性，质量可控性。有关部门试图在《药品管理法》之外，设立自我授权，这本身即违法！

　　况且也不存在“经济性评价”的可行性，“经济性评价”评什么呢？评赢利能力吗？评资金周转速率吗？评市场份额吗？还是评价抗风险能力？这一系列经济指标在市场竞争中才能体现出来,上市前无论如何是无法评价的，对决定批准新药上市与否也是不必要的！那么，为什么要“经济性评价呢？

　　如果这里的经济性评价，是指国外通常说的对临床药物治疗过程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话，这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上市后而不是上市前，药品性质最本质的表现应在大量临床使用后才能看得到，千万不要给新药和专利药注册审批增加药品法规定以外的任何附加条件了。

　　——有人说：“要规范社会办医疗机构包括外资办医疗机构的准入条件”。其实我认为，根本不需要给民办和外资以单独“规范”的待遇，不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或外资，只要“准入条件人人平等”即可以了。事实上，许多人都看到了有关部门对民办和外资医院的准入是抱消极态度的。因此我们真的很担忧，为了保护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企图借助“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单独的“准入条件”来达到目的，这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吗？

　　联想起2006年刑法修正案（6）实施后，有关部门竟然公开说“收红包不是贿赂”！我认为他们的立场是站偏了。

　　还有，已经被国务院法制办给于纠正的《原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原规定有要求患者自己承担“举证责任”的错误条款等等，现在已被国务院纠正为由医院对医疗事故举证。作为原起草单位的有关部门，其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不是由来已久吗？

　　我认为：部门利益必须抛弃，即便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也不能只想到“600万医务人员的意见”，而应该以13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医改成功的先决条件。

2. 充分调动和发挥医务人员的改革热情和聪明才智。

　　几年来的医改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媒体有密集报道，历年两会都是热点话题。各社会团体有各种建议不断报送有关部门和国务院，相比之下，医务人员的声音既小又少，似乎显得十分冷清，为什么呢？通过了解才知道，前几年医生们也曾积极关注和参与改革讨论，由于反反复复没什么大进展，许多医生感到“疲倦”，医生们说：“上边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吧，反正我们收入不减少就行！”还有的医生说：“我们院里从来没有学习讨论过医疗改革，大家都不太了解，也不关心。”

　　其实，医生是医改的重要力量，仅就医疗环节内部的细节问题而言，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医生，要尊重医生、爱护医生，没有广大医生的积极参与，什么“双向转诊”、“全科医生”、“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的满意度”等等就很难落到实处！

　　有些院长同志直白的说：“关于医改方案我们是有考虑的，也备有建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任命权在卫生局，我们不能想说就说，我们首先要顾及卫生局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只能等等看再说。”

　　看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远远还未调动起来，他们的真知灼见还没有畅所欲言。要创造环境和气氛，听听医生们对医改的真知灼见，对医改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是十分重要的。

　　政事不分的体制障碍了医务人员智慧的发挥，及早落实“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政事分开”等“四个分开”是当务之急。

3. 认真落实，不要好经歪念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仅仅有了好的政策还远远不够，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制定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执行好、落实好就更不容易。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多么好的一项政策呵，可是这项好政策却被某些农村干部曲解演化为“没收财产、扒农民房子，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完全背离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药品招标采购本应是引入竞争机制，降低采购成本，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的好政策，但是在各地实施中，广大群众会发现“低价药落标、高价药中标”，“只定价格，不定数量”，“变脸药高价中标”，“中标不算数要靠钩标”等许多怪现象。这些怪现象瓦解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扭曲了招标采购竞争机制的本意，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的好政策并没有取得好结果，为什么呢？

　　政策是好政策，“一部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所以在制定和落实医疗体制改革相关政策时，一定要严防歪嘴和尚！那么歪嘴和尚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念歪经呢？

　　歪嘴和尚是部分既得利益者，当改革政策可能要触及他的小团体利益和一己私利时，他就用各种办法让改革脱轨，至少要拖延一段时间，为自己的利益辩护。

　　——有人说：开展“核定收支，以收抵支，超收上缴，差额补助”的管理办法能够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而我认为所谓的“核定收支”的办法与中央提出的“政事分开”等四个分开措施是背道而驰的。“收支两条线”等于强化了某些部门对医疗机构的工作干预，形成了任命干部靠卫生局，收入交卫生局，支出要向卫生局请示的格局。医院好像卫生局的科室，医院院长对医院的经营和管理完全听命于行政部门，这样的“改革”要把医院领到哪条路上去呢？

　　——新近，也有人大力倡导南京医院药房托管的所谓“经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一个托管合同中医院都要收取购药金额45-52%的“托管费”，用“托管费”把医院“以药养医”的既得利益先固化起来，群众并没有受益而且这个托管费还在不断的提高，最后这些负担完全都加在患者头上，这不是改革，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游戏，对改革没有任何推动。既浪费了宝贵时间,又把改革引入死胡同，为什么还要假戏真唱呢？

　　看来，认真地、原原本本地把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关于医改的方针落到实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殷切希望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把十三亿人民的利益举在头上，真心实意地实践科学发展观，千万不要浪费了宝贵的改革时间，不要为己所用，好经歪念吧！

四点体会

　　通过多年来关注医改、学习医改、参与医改，对这一重大改革有了一定的认识，医改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时间通过实践深入学习。我有如下初步认识和体会：

　　1. 政府正在大幅度提高对医疗保障的投入，这是必要的。但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第一位的问题不是投入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不转变公立医院现行体制和机制，注入多少资金都会石沉大海。

　　2. 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的落实党中央十七大报告的指导方针，认认真真实践科学发展观，只要抛弃既得利益，真正把十三亿人举在头上，改革一定会顺利！

　　3. 千头万绪，要从部门领导同志转变思想入手，当务之急是政事分开。具体一点说，卫生主管部门和社保主管部门都要落实政事分开，政事不分开，医改没希望。

　　4. 坚持政府主导并引入市场机制，三方面竞争机制缺一不可！无论是医院之间、医药企业之间还是保险公司之间！都要鼓励多元化的有序竞争！竞争的结果归根结底对老百姓有利!

　　政府花钱买服务

　　三个竞争惠百姓

　　政事分开是起点

　　医改必然前景明

                 就医改形成的讨论可谓千头万绪，为便于分析，我们将众多医改方案中频频涉及的5个要素列出：
                  A.政府职责；B.公立医院；C.私立医院；D.医疗保险；E.公共选择。
                 考量这5种要素的具备程度，便可以得出9种不同的组合，这也是我们为医改献言的9条计策：

转自腾讯评论

       今天休班，早餐到临街火烧店吃火烧，顺便跟店老板闲聊。问店老板：“这火烧价格是该降还是该长啊。”店老板啧啧半天说到：“基本上稳住了。”

       吃完火烧，心里纳闷，不是说CPI降下来了吗？这火烧价格应该降下来才对。说真的，这CPI到底何方神仙，我还真是不太清楚，所以搜索了起来。

       什么是CPI指数？

       资料是这样说的：

       Consumer Price Index英文缩写为CPI，即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

       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会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风险，从而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例如，在过去12个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2.3%，那表示，生活成本比12个月前平均上升2.3%。当生活成本提高，你的金钱价值便随之下降。也就是说，一年前收到的一张100元纸币，今日只可以买到价值97.75元的货品及服务。

       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他称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搜来搜去，也没真的弄明白这火烧价格是长还是落！

       “东亚病夫”的最早诊断：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高选手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从此，“东亚病夫”就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贬称。

       自从有了“东亚病夫”这一诊断后，即有许许多多仁人志士为其把脉施治。“东亚病夫”一词乃症状学诊断，表现为女人裹小脚，男人梳长辫，身体瘦弱等。然而，“东亚病夫”的病因是什么？根治的处方又是什么？仁人志士们一直在探讨，砸烂了的、新倡立的林林总总，至今好像莫衷一是。发此感想，请教开明大师。

资源与人类发展

今日读了“焕君”的文章《为经济，为国防，还是为复兴？——神七飞天的意义》，用自己的感想作了评论，现录于此。

      人类几乎贪婪式的发展，使得资源紧张已成为必然，直接地掠夺式开采和间接地破坏，地球陆地资源、海洋资源、大气资源已显露出减少的端倪，有的已趋向枯竭，有的已生灵涂炭。我时时对那些用几十年、几百年来说明地球资源丰富的人们所不齿，面对洋洋历史长河这岂不是有点点与面的逻辑错误。太空资源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发展太空技术，开发太空资源，为人类服务是十分重要的。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太空领域的发展取得领先地位，这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它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诸多方面。但是就人类而言，这种贪婪式的发展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答案是肯定的，是有害的。可是有哪位人物出来踩刹车呢？目前看还没有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出现。但无论如何地球资源攫取的度量总是要计划的，除非想自取灭亡！举例来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走路的人太多了，于是有了各种路，像公路，越筑越宽，20米/30米/60米/120米，我们总不能把整个地球都硬化了吧？！一样得道理，无论什么资源都是一样，包括太空资源。本来地球的卫星只有那个嫦娥大姐，而人类又自己造了很多弄上去，当其数量达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将会导致地球引力体系发生变化，带来地球的灾难，人类是坚决不能造成钢筋水泥满天飞的。也就是说，太空资源也是有限的，发展太空技术意义也就变得重大了。

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进一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科学发展的伟大实践。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成效由人民群众评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

为什么要执政，那就是执政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翻过来讲是人民的内心愿望让你执政，让你做人民的领导，领导人民走向国富民强，这是本质。

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给人民政协组织提出了更加明确的任务和目标。人民政协组织也理应按照这一要求调整自己的工作思路。过去所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理念，在具体做法上要调整一下，不要把“围绕中心”变成“看党的一把手”脸色行事，要看人民群众的脸色行事，不要把“服务大局”变成报喜不报忧，对领导的决策思路一路喊“好”，要把那些所谓“调子”、“框子”啊撩一撩，抛一抛，要采民情、听民意、集民智，要识大情、定大计，要防错纠偏、找问题。

发展中的中国据老师们讲目前处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窗口期，这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多种矛盾集中凸显是其重要特征，它是发展中必须攻克的难关，否则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引发倒退。

目前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就是显现中的组成部分，包括食品、药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等。由此，一批领导干部应声倒下，这显示了党对这些问题的警觉和积极应对的决心。当前，中国共产党已开展了“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其动机和目的主要是如何应对国际、国内复杂矛盾，提高执政能力，做到科学发展。

但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能够头脑更清晰、思路更清晰、决策更准确，使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走的步态轻盈、稳健。

[引文，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严重性必须充分估计，对其中的惨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这些事件再一次告诫我们，只有抓紧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全党同志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我们党才能更好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