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大势之分

阿 强
　　《三国演义》开篇便有一句判词：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也在不断应验着合分之势。但就医学发展来说，至少到目前，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如此反复的合分之事，医学是在学科不断细分中发展进步的。认知或科学的突破成为每一次学科细分的关节点。
　　最早的医学分科从文献记载中能找到些许碎片。公元前3300年，印度河流域就已经有了医学和牙医知识的记载，可能那时候牙病比较普遍，所以单独分离出来。内科和外科至少是分的。另外由于毒蛇多，印度还有专门治蛇咬的医生。而在埃及，考古发现了古代用纸草文写成的医书，其中有写于公元前2000～1800年的妇科书籍、写于公元前1700年的外科书籍。在中国古代，公元6世纪，隋朝创立了“太医署”，署内分医、药两部，从文字记载来看，至少这时的医学教育已经医、药分家了。可见，古代医学分科是基于实际生活中的需要，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和逻辑。
　　发展到现代医学情况就完全变了。西方现代医学形成的一个起点标志就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体解剖学的建立。从那时起，现代医学的理论体系在经过不断的变革和突破后发展到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发展。
　　17世纪，体温计、脉搏计、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实验、量度观念的普及，使生命科学诞生，生理学科建立。其标志是哈维于1628年发表了著作《心脏运动论》，发现了血液循环。解剖学和生理学成为17世纪的显学，直接涉及解决病人痛苦的临床医学却进步不大。
　　到了18世纪，医学家已经解剖了无数尸体，对人体的正常构造也有了清晰的认识。意大利病理解剖学家莫尔加尼在1761年发表了《论疾病的位置和原因》一书，他把疾病看做是局部损伤，而且认为每一种疾病都有它在某个器官内的相应病变部位。在他以后做医师时才开始用“病灶”解释症状。这种思想对以后的整个医学领域影响甚大，病理解剖学得以建立。18世纪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对临床医学教学开始重视并兴盛起来，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发展。另外，詹纳(1749～1823)发明牛痘接种法之后，预防医学亦开始发展。18世纪末，工业革命兴起，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工人，对产业工人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促使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学科建立和发展。
　　19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很大，医学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分支学科越来越多。19世纪中叶，由于发酵工业的需要，以及物理学、化学的进步和显微镜的改进，细菌学诞生了。进而，细胞病理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药理学、实验药理学、实验生理学、诊断学相继创立。19世纪中叶，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及无菌法的发明应用，对外科学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得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 
　　20世纪医学的特点是：在研究层次上，向微观和宏观发展，分子医学和系统医学并进。在学科体系上，学科分立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进。无论向宏观还是微观方向发展，其结果都是医学学科越分越细。
　　除了学科本身不断细分，在今天，很多新的科技手段被不断加入到医学中并产生了生物医学工程、医学成像、纳米医学等分支。

来源： 健康报

 　 1949年～1978年，我国建立起由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合作医疗组成的福利性医疗保障制度。
　　1985年4月，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卫生事业是公益性的福利事业”，“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办成经济实体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94年，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共同制定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意见》，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开始推进。经国务院批准，在江苏省镇江市、江西省九江市进行了试点，即著名的“两江试点”。
　　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医改全面启动。此次医改的主要措施包括：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卫生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政事分开，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公立医疗机构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放开管制，规范运营，改革药品流通体制，加强监管，实行医药分家等。
　　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开始新农合试点。同年，SARS疫情在中国出现，公共卫生体系的漏洞开始受到关注。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医改的研究报告被媒体披露。报告称，中国医改从总体上讲不成功，其症结是近20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同年11月，哈尔滨爆出“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
　　2006年9月，我国成立了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国家发改委主任和卫生部部长共同出任组长。
　　2007年年初，医改协调小组委托6家研究机构对医改进行独立、平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后来研究机构增加到9家。同年10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分别在南昌、天津召开医改座谈会，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与，讨论医改方案。
　　2008年10月14日，以“四梁八柱”为主体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开始在网络上征求意见。2009年1月21日，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新医改方案获得原则通过。

　　1931年德国化学家布特南特（Adolf Frederick Johann Butenandt）从睾丸里分离出一种雄性激素——睾酮，后来确认是从睾丸的间质细胞产生的。它对男人所起的性征作用如同雌酮对妇女所起的作用一样。1934年卢齐契加根据布特南特的研究，合成了一种完全具有睾酮性质的类似化合物，因此证实布特南特的探索是正确的。1939年两人获诺贝尔化学奖。

　　早在公元前1500年人们就注意到动物和人的胸腺，但并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1961年澳大利亚免疫学家米勒（J.F.A.P.Miller）发现胸腺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认为胸腺是培育T淋巴细胞的中央淋巴器官。

　　上世纪70年代，人们注意到胸腺的生长发育随动物和人的生长发育而发生形态和功能变化，进而通过试验证明，雄、雌激素均可诱导外周淋巴器官萎缩，而雄、雌性动物去势后均可出现胸腺和脾脏增生。这说明，雄、雌性激素可能对免疫有抑制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临床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女性更容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以普遍认为雌激素能加强免疫应答，而雄性激素抑制免疫应答。

　　1987年山东大学杨帆和他的导师王龙的研究报告显示，雄性激素对免疫功能的作用表现出剂量—效应关系，即睾酮高剂量时，表现出促进B淋巴细胞产生抗体的作用；睾酮低剂量时，表现出T淋巴细胞转化和巨噬细胞功能有明显变化；而切除睾丸后，动物的T淋巴细胞转化率明显提高，B淋巴细胞抗体生成和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没有变化。因此，这两位学者提出：“不能笼统地说雄性激素对免疫机能有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必须注意到使用激素的量以及采用多方面的指标才能说明对免疫机能的确切作用。”

　　上世纪90年代，雄性激素对免疫功能调节的实验研究和临床报告逐渐增多。国外已有很多报告显示，采用雄性激素治疗艾滋病是有效的。有的报告显示，病人的CD4细胞数量增加。

　　越来越多的文献显示，雄性激素对免疫功能的调节，存在剂量—效应的异质性。相信随着对雄性激素的认识加深，它定会发挥更广泛的医疗作用。

　　王尽美生于１８９８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１９１９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１９２０年３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冬，与邓恩铭等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出版《励新》半月刊。

　　１９２１年春，王尽美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７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１９２２年１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７月，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留在中央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参与制订《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罢工斗争，并为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在山海关领导建立党的组织。１９２３年２月，被反动当局逮捕，经工人营救获释。后重回山东，主持山东党的全面工作。１９２４年１月，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１月，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１９２５年１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２月，抱病组织青岛国民会议促成会，参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因长期积劳成疾，于１９２５年８月１９日在青岛逝世，时年２７岁。

来源于百度百科

　　1931年4月5日，在响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和悲壮的国际歌声中，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在济南纬八路英勇就义。这位烈士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邓恩铭。

　　邓恩铭（1901－1931），中共一大代表，山东中共党组织的创始人。男，1901年生，水族，原名邓恩明，字仲尧，化名黄伯云、丁友民、丁佑民、丁又铭、尧钦、建勋等，贵州荔波人。

　　他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靠亲友资助求学。6岁上私塾，10岁进入到荔泉书院读书。1917年秋毕业后，到山东投奔过继给黄家当县官的二叔黄泽沛(曾在益都、淄川、沂水等地做官)。并由二叔资助于1918年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他就坚定地当了一名职业革命家。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积极参加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在共同的斗争中，他同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结成了亲密战友。他与王尽美组织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积极参加宣传、演讲、罢课、游行等活动，成为学生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们联络进步青年学生，于1920年11月21日组织了进步团体“励新学会”。邓恩铭被选为学会领导成员之一。学会出版了以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他经常在《励新》半月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旧礼教、旧教育等社会现状。1920年底，他同王尽美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常在一起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苏维埃俄国的书刊。

　　1921年春，邓恩铭和王尽美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发起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立了济南乃至山东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邓恩铭和王尽美均担任小组的负责人。

　　1921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他代表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9月，又同王尽美等发起建立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发展到五六十人。在中共中央代表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邓恩铭在山东区支部的领导下，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工作和工运工作。

　　1922年1月，邓恩铭以中共代表的身份，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1922年6月，他从苏联回到山东后，一方面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方面仍然致力于党组织的发展和山东工人运动的发动。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既惊又怕，极力阻挠，要他安分守己，求取功名。他父母在家乡给他定了亲，来信催逼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来拖住他。邓恩铭都拒绝了。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表达了他在革命道路上义无反顾的崇高精神。

　　中共“二大”以后，遵照党中央会议精神和党组织的决定，山东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工人运动。邓恩铭在淄博煤矿区住了下来，亲自调查了解矿工的劳动生活状况，向工人介绍世界各国及中国各地工人运动形势，教育工人认识本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在他的领导下，矿区工人很快组织起“矿区工会淄博部”，并建立了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洪山矿区党支部，使淄博矿区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1922年底，邓恩铭赴青岛创建党组织。1923年1月，日本归还青岛后，邓恩铭又被派往青岛工作。他以东镇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秘密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发展工作。1923年底，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党支部，担任中共直属青岛支部书记。1924年春，中共青岛支部改为中共青岛市地方执行委员会，邓恩铭任书记。

　　1925年2月，组织领导青岛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1925年4～5月，又组织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他还参与领导了四方机厂的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在斗争中，他充分发挥了组织和领导才能，使罢工取得了全面的胜利。1925年8月，他调到中共山东地区执行委员会任书记。1925年11月，山东地区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他被捕入狱，遭残酷折磨。后因患肺结核，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1926年6月，他又再次秘密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工作。

　　1927年4月，邓恩铭赴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到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介绍山东工运、农运情况。1927年8月回山东后，任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青岛和济南之间，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9年1月19日，因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破坏，邓恩铭在济南第二次被捕。他在法庭上和监狱里同敌人作了英勇的斗争，并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斗争，第一次是1929年4月19日晚上，只有杨一辰一人逃出；第二次是7月21日晚饭后，在地下党的接应下，6人冲出监狱，他却因受刑过重，体弱多病，行动困难，被敌捕回打入死牢。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1931年4月5日，与刘谦初、吴丽实等22位共产党员一起被国民党山东当局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面对敌人酷刑，邓恩铭依旧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在狱中，邓恩铭同志写下《诀别》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1961年8月21日，董必武同志在纪念王尽美同志的一首诗中赞到: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著有《灾民的我见》《济南女校概况》《青岛劳动概况》等。

　　为了纪念邓恩铭烈士，邓恩铭烈士的故居及母校——“荔泉书院”被省委、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修建了邓恩铭故居陈列室，供广大游人敬仰、参观。

来源于百度百科

庄龙甲(1903—1928)，字鳞森，山东省潍县(今潍坊市奎文区)庄家村人，是潍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1921年毕业于潍县毓华高等小学，同年秋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3年夏，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中共省立一师支部书记。1925年初，他回到家乡，建立了潍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潍县支部，并任书记。他以毓华小学代课教师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在工人、农民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又广泛联系美国基督教会办的文华中学、文美中学及乐道院医院中的进步师生和医护人员，在文华中学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启发了不少青年的革命觉悟。同年7月，他以国民党潍县直属区分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他在建立和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同时，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1926年6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共潍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并任书记。1927年9月，他领导了文美中学反帝罢课斗争。1928年春，领导了砸大柳树税局的抗税斗争。庄龙甲为革命日夜工作，积劳成疾。1928年秋，他服从县委决定，到安丘杞城村休养治疗。1928年10月10日，不幸被潍县国民党右派逮捕。在敌人的酷刑面前，毫无惧色。临刑前高呼口号：“共产党人从不怕死! ”、“今天你们杀了我一个，明天会有千百万人站起来”。1928年10月12日， 在安丘县南流惨死在敌人的铡刀下，年仅二十五岁。1963年3月，他的遗骸由南流迁葬于潍坊市烈士陵园。

来源：中国经济网

    1927年9月9日

    9月9日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这天，毛泽东这个穿长袍、留长发，身子也显得特别颀长的书生，将率领三个团的兵力围扑长沙。此前，他已然是政冶家，但从这天起，握惯笔杆子的手抓起了枪，又走上了军事家的征程。此前，他也写诗，但从这天起，诗人毛泽东有了新的诗品，因为拿着枪的手再来写诗，便是用枪声来押韵了。在这条诗路上敲下的第一个诗韵，便是起义开始之际写下的《西江月·秋收起义》。里面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也正是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遭遇了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被捕。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他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在押送去团防局的路上，毛泽东机智逃脱，在一个水塘边的密草丛里躲到黄昏，才死里逃生。

    不到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开始走上一条独特的革命新路——他把队伍引向了农村，这一路，走得很艰难；这一路更让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这一路，毛泽东告别大城市，钻了整整18年的山沟，直到1945年……

    1945年9月9日

    12天前到达重庆的毛泽东，在这一天专门会见了后来成为亲密诗友的郭沫若。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显然成为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人的一面旗帜。一个是开启白话新诗道路的泰斗，一个是重铸传统诗词辉煌的巨匠。诗人的对话，在国共重庆谈判的时节，却充溢着政治的格言。

    正是在这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人们十分熟悉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而郭沫若在这一天送给毛泽东的那块产自瑞士的欧米茄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关系着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虽然玄机四伏，但毛泽东依然没有忘记诗。事实上，在会见郭沫若之前，词坛宿老柳亚子便前来拜谒毛泽东了。临走还向毛泽东索诗留念，可毛泽东没有作答。诗人徐迟请毛泽东题字，并问到怎样做诗，还说有人讲诗应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未做声，题写“诗言志”三字相赠。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毛泽东给重庆文化人留下了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词《沁园春·雪》，并应柳亚子之请，题写在柳的纪念册上。

    毛泽东走了，一首《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读了《沁园春·雪》，柳先生立刻写了一首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在日记中，他直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与此同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则发动了对这首词的批判，甚至动员笔杆子要写出一首超越《沁园春·雪》的作品，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没能拿出来，只得遗憾罢手。

    于是，一首词让人们领略到了毛泽东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给重庆留下《沁园春·雪》，无疑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果然，四年后的9月9日，今朝的“风流人物”便齐聚在了古都北京(时称北平)。

    1949年9月9日

    进了北平城的毛泽东，在这天正潜心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冶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所谓《共同纲领》，事实上就是一个即将加入世界“户籍”的新中国的“临时宪法”。

    在这之前的所有奋斗，似乎都是为了这个新国家的诞生。这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梦想。从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到毛泽东在这天修改的《共同纲领》，划出了从梦想到现实的历史轨迹。

    于是，十天前，毛泽东早早地到北平火车站迎候一位客人。当列车进站停稳的那一刻，出乎在场许多人的意料，他又率先登上了车厢。这种礼遇，对中国共产党的任何领导人，都不曾有过。因为他迎来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从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便再也不愿来北京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在新中国就要诞生的时候，她应毛泽东之邀，高兴地来了，带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高兴地来了。

    开国时分，毛泽东更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9月11日，他托回长沙探亲的朱仲丽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还带去了书信，里面说：“皮衣一套，送给老太太。”杨开慧是无数没有看到新中国成立的英烈中的一个。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毛泽东在进北平城不久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两句。用它来体会毛泽东在9月9日前后的心境，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956年9月9日

    仿佛是一种巧合，七年前的这天，毛泽东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国家未来的“临时宪法”；七年后的这天，毛泽东也是在修改文件，修改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方向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

    七天前，毛泽东还收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出席八大的代表必须填写的登记表，他大概也是在这天，认认真真地在上面按要求写道：“姓名：毛泽东。性别：男。出生年：1893。民族：汉。籍贯：湖南湘潭县。现在职务：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

    七年的路程，似乎都是凯歌行进。中国共产党把一个西方记者说“无论是猴子还是天使都没有办法治理的”破败凋敝的中国，改造成为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到1956年的9月，迎来了不同寻常的收获时节，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路在八大将确立新的方向。

    在毛泽东修改的《政治报告》中便明确宣布：现在，革命的暴风骤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则进一步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9月15日开幕的中共八大，还以它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第一”载入了史册：它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代会实行常任制，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5年；它第一次把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写进了党章,后来交通运输的现代化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第一次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写进了党章。

    火红的事业，火红的年代，蓬勃的活力，蓬勃的生机，当然还要配之以火红的诗情，蓬勃的诗句。于是，这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71年9月9日

    1971年9月9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感觉中，绝不会是火红的和蓬勃的。

    当时，他一路南巡，于9月3日0时到达杭州。从1953年以来，毛泽东40多次到杭州，一共住了800多天，杭州被他称为“第二故乡”，这次来，也是要多住几天的。但是，在9月8日晚上，他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的专运营线上“碍事”。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尽管已经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他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本来，从8月15日离京南下以来，他沿途批评林彪集团的多次谈话，无疑也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于是，为了防止不测发生，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

    后来得知，正是在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策划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法，地点就选择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林立果的“联合舰队”成员于新野在9月8日晚上赶到杭州，向掌控杭州警备大权并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布置任务。随后，于新野又赶回上海，同王维国商量行动步骤。

    9月10日，毛泽东即离开杭州，然后经上海一路返回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都没有得逞，否则后果是难以想像的。正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接下来便是林彪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一场反对阴谋集团的政治斗争胜利了，毛泽东也经历了一场此前无法想像的遭遇。但是，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却没有写诗。因为这毕竟不是一段诗情的岁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多少预示了毛泽东晚年非常看重的“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前途的。

    转过年来的1972年初,毛泽东病了，病得很重。这是他晚年仅有的两次病情危重的一次。另一次是他1976年9月9日逝世之前。

    1976年9月9日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

    这天凌晨，对当时的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来说，有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9月8日上午，他们接到通知，说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毛泽东回家乡休养的准备工作，但是，在深夜快12点的时候，他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张平化不来了。难道毛泽东不回来了?廖时禹心里直犯嘀咕。

    事实上，在廖时禹放下电话不久，远在北京的毛泽东的生命便已走到了尽头。病重期间，像普通人那样的乡愁情思，促使他向中央提出回韶山滴水洞，中央也通知了湖南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可惜，这个最后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在9月9日0时10分逝世前的24小时里，毛泽东是怎样度过的呢?

    从9月8日零时起，便开始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到180，低压到80。11点左右，心律失常。下午4点，插上鼻咽管。晚上8点半，神志模糊。就是在上下肢插着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插着鼻食管的情况下，毛泽东这一天看文件、看书11次，加起来有两小时50分钟，平均每次不到16分钟，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的。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泽东，最后一次阅读，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7个多小时后，刚刚跨进9月9日的门槛，他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一代伟人，也是旷古奇人的生命，便定格在了这一天。

  　 毛泽东（1893～1976）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

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

1886年12月1日生，字玉阶。四川仪陇人。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一九一三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二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彭德怀

(1898—1974)，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1974年11月29日逝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他是一代名将，毛泽东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一九一六年入湘军。一九二二年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毕业后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方军司令员，陕甘支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员)，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毛泽东主席给彭德怀元帅授勋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彪

军事家。1907年生于湖北黄冈。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林彪原名林育蓉。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衩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一九七三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刘伯承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长。后留学苏联。一九三0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贺龙

(1896—1969)，原名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9年6月9日逝世，终年73岁。

陈毅

1901年生，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校担任政治工作。土革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2年1月6日，因患肠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罗荣桓

1902年生，湖南省衡山(今衡东)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大学一科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63年12月16日逝世，终年61岁。
8:徐向前,1901年生，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徐向前

1901年生，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在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十六联队长。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参谋长、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聂荣臻

1899年12月生，四川江津人。1922年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到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
1940年初在晋东南武乡县王家峪。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次年9月回国，任黄埔军校秘书兼政治教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92年5月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叶剑英

1897年4月28日生，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曾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
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赴莫斯科学习。一九三0年回国，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局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后在南京、汉口、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一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内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2年获哥伦比亚众议院授予的特级大十字民主勋章.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摘自互动百科：历史版本：1    编辑时间：2007-06-07 15:15:17    作者：heiha

最早设立“住院部”的名医

庞安时与“病坊”

邬时民

现在大多数医院都设有住院部。那么，最早设住院部是在何时，又由何人所设呢？据史料记载，我国设立最早的住院部，是北宋时期，由鄂东四大名医之一的庞安时（公元1042-1099年）所开设的“病坊”。

庞安时字安常，蕲州蕲水（今湖北省浠水县）人，出身于世医之家，自幼聪颖，因刻苦钻研医术而闻名遐迩。除跟随父辈学医外，他还自行研习了《灵枢》、《太素》、《太乙》等医书。庞安时著有《难经解义》数万言、《主对集》一卷、《伤寒总病论》、《本草补遗》等书。现保存较完整的只有《伤寒总病论》九卷，它是对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论》解释最为完整的一部著作。苏东坡在给这本书写的序言中说：“惠之伤寒论，深得圣人救人之意，岂独为传世不朽之资，盖以幽明矣。”

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和理论钻研，使庞安时医技日臻成熟，他不仅精通伤寒的治疗，而且对小儿科、妇产科也颇为精通。《宋史·方技传·庞安时》载：有一次，庞安时和弟子到安徽桐城行医，恰遇一产妇生产已7天，仍未产下婴儿，想尽办法均不奏效，乃请庞安时诊治。庞安时细察，断定婴儿未夭折，便嘱家人温其腰腹，再经上下按摩，对腹下针，遂产下一男婴。

庞安时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德高尚。凡病人来请，他都随髓叫随到。更为感人的是，他还在自己家中设立了相当于今天的住院部“病坊”。遇有重病症和远道而来的病人，即让他们住在“病坊”内，并给于精心治疗，亲自料里病人饮食，治不好不准病人离开。“病坊”病人最多时，病床设置多大十余张。这种“病坊”即是早期住院部的雏形。

庞安时一生声誉卓著，与名人雅士过往甚密。大文学家兼医学家苏东坡被贬谛居住黄州时，与庞安时交往深厚。苏东坡与沈括合著的《苏沈良方》中，曾引用了庞安时的处方。苏东坡还有一首《沅溪沙·幼清泉寺》是专门写给庞安时的。词是这样写的：“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木鱼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