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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画匠

 

 

 

在康港半岛,时时映入眼帘的是浩瀚的黑海和黑海之滨那座美丽的百年建筑。再有就是一位海边“画匠”,我每天总能看到他头戴瓜皮帽,身着旧布衣,按时按点地支起他那破旧的木架,摆上画板,笑呵呵且手舞足蹈地挥笔作画,一年四季,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与大海为伴,与寒风共舞的只有他。他是一个“疯子艺人”?或是街头乞丐?

好奇心驱使我走近“画匠”。

他叫弗洛林,一个六十开外,无比乐观、十分勤奋的画画老头。他以每天给别人画漫画像(有时也画肖像)为生,因为他有赡养母亲的重任,所以需要在这里不停地作画赚钱,这就是他坚持的理由,简单又现实的理由。

他是一个孝子,母亲二十年前瘫痪在床,为更好地照顾老人,十年前就辞去他那份稳定的工作,选择了这种流动的,在时间上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街头卖艺-为别人画像。一边从事这种工作,一边照料自己的母亲。二十年来(包括他辞去工作前十年),在他精心照顾下,母亲已经能够走下床做些简单事情,这使他感到无比欣慰。为了多卖画,他清早起来除了伺候母亲早餐外,还为她老人家备好午饭,晚上回来再给她做好热腾的饭菜,他说他喜欢这样为母亲尽孝,否则他心里会感到不安,所以谁也不能替代他的角色。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他以二十年如一日的孝道挑战了这个说法。

他是一个乐天派,从他脸上,绝对看不出生活的艰辛,从来都是一边给客人画相,一边咯咯地笑着,笑声还没有落定的时候,他的“作品”,一张滑稽鲜活的画像就搞定了。每一个客人拿到他为自己描绘的夸张“形象”,都带着满意的笑容离去。由于这种画像的方式顾客等待的时间短(只用五分钟),价格便宜,所以到这里求画的客人也不少。他说,夏季来海滨度假的客人多,收入不菲。但到了秋冬季节,生意渐淡,这个时候他就写生画画,(边说边指着旁边的那些以大海和建筑为题材的风景画)出售作品。说完又是一串咯咯的笑声。

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没有进过专门的高等艺术殿堂,也没拜师学艺,只是靠儿时的一点基础爱好,然后在大自然中自学成才。他的作品比不上那些入流的艺术家之作,工具和条件也十分简陋,但是他有一副艺术与经商合二而一的“专门技艺”,得以维持他十年的生活和对孝道美德的渲染。他最终选择给客人画漫画既快捷又幽默,招来他希望的越来越多的商机。






摘自

好友jina的

博客文章

他谈到梵高,伦勃朗,认为这样一代艺术大师、天才的画家,为了追求艺术,一生穷困潦倒,艰难度日,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最终悲惨地离开人世,等到死了以后,他们的作品才被世人肯定。他说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艺术人生,所以他热爱自己以天当画房,以地为画案,以大海为背景,以人性的孝道和乐观为主题的艺术生涯。

他说得很有道理,象他这样的街头艺术家在世界乃至发达国家比比皆是,他们中间有的是生活所迫,有的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只要是自己感觉幸福它就是幸福的。

出于对他的孝敬之心的感动,我曾送给他一些中国的绘画艺术之类的书籍和画册,他十分感激,并再三提出为我免费画像,经多次推辞,最终为还给他一个面子,得到了一张他为我画的幽默可爱的头像,我把它用心地贴在我家墙上,时常为这张“肖像”笑得满地找牙。

写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海边画匠的“肖像”也已经在我的笔下出炉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操守/重温老三篇

[前记]今日读了一位网友的日志,看到日志中附有一张网友5岁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小女孩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这使我又想起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老三篇”,重新读来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内在的精神是那样的让人感受到激励,再看看现在的“那些事情”又使人感到内心里那样的酸楚。于是又将老人家的“老三篇”转抄于此,以利常读常醒啊!

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愚公移山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纪念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后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这三条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的结晶,是立党之基、灵魂所在,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人永不变色的道德操守。

张思德(左) 白求恩(右)

穷人,你仅仅是缺钱吗?

此文引自网友徐晓丽的共享空间,虽然导致贫穷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该文的主题思想是让人们采取积极的态度,勇于面对,发挥才智,发家致富,而不是怨天尤人。

穷人,你仅仅是缺钱吗?

     人们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有是万万不可能的,金钱是人生永无止境的追求,人人都想发家致富。那么穷人和富人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贫富的差别只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制造贫富差别的原因。“乱麻必有头,事出必有因。”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寻找问题的根源,也就是找到影响我们贫穷的根本原因。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有钱赚,可是我没本钱啊。其实当时我也想放弃,没钱你说怎么办?如果当时有人借几千元钱给我就成功了,我也知道这是好事情,但是没有钱不行啊。”反正大家都把所有的失败归根于没有钱。意思是他们有钱就能做好,就可以成功。依我看这是本末倒置,不是因为有钱就能做得好,而是做得好才会有钱。想想看如果我们有钱了,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就是因为没有钱,才想办法赚钱吗。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如果”,只有“结果”;我们不要以太多的借口逃避责任,如果什么条件都具备了,那还需要你去做吗?我们不要把太多的失败归根于客观环境,真正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是主观因素,如果以没有钱为借口,那想想看,我们有几个创业的人当初有钱呢,就是因为没有钱,才想着创业,通过创业来赚钱吗,有了钱就不用创业了。

      然而,穷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他们只看到结果,找不到影响结果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贫穷,就是没有钱,有钱他们当然不会贫穷,听起来的确有道理,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穷人之所以穷,他们缺的不仅仅是钱,而是创造财富的能力,或者说有钱人不对他们信赖。想想看,如果你有能力赚钱你会缺钱吗;没钱去赚不就行了吗。并非每一样事情都需要本钱啊。知识,智慧,信息,体力,都是赚钱的资本啊!其次,你能够获得有钱人的信任,你会缺钱吗?他们有大量的钱握在手中,就看你有没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们为你投资,所以我个人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缺少的并不是钱,而是赚钱的能力。如果我们不能看清楚这个问题,不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那么始终会没有钱,乞丐就是这样,他们缺少的不是钱,而是没有赚钱的能力。因为世界上最穷的人不是乞丐,而是企业家,企业家多数是负责经营,但是他们不会去乞讨,他们会凭自己的能力赚钱。

      但是,穷人不会去相信有钱人的赚钱过程,总认为别人的成功靠运气、机遇、以及良好的家庭背景。“如果我有他们那么好的条件,我一样有钱”,正因为他们有这种情绪包袱,所以他们不愿意努力,不愿意为每一次的成功做准备。要知道“出生贫穷不是我们的过错,死时贫穷才是我们的罪过”。每个人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和死亡,我们没有再次投胎的机会,有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出生在富贵家庭,毕竟有钱人必定是少数人。但是真正的财富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继承下来的。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都出生在贫穷的家庭,比于香港的李嘉诚、台湾的王永庆、大陆的黄光裕、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美国的洛克菲勒等等,他们都是出生在贫困家庭,然而通过多年自己的打拼,最后拥有了亿万资产。如果他们当初也象我们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贫穷是天生注定的,那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只要他的大脑没问题,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没钱、没学历、没背景、没机会、都是借口,当你认为这些都是影响你成功的原因时,看看周围有没有比你条件更差的人,一样可以成功,如果有那么证明这些因素不成立。如果命运真是上天注定,那么这个社会没有人会去奋斗了,正因为命运可以靠自己的打拼而得到改变,所以有一部分人敢于向命运挑战,用事实来证明。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举不胜举,全世界有300个伟人中,就有75个是残疾人,难道你说残疾人不能成功吗,如果说一个残疾人都能成功,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成功呢?

      与其说穷人缺钱,不如说他们不懂得花钱,因为穷人花钱的方式是为了消费,为了享受、而富人花钱的方式是为了投资、为了回报、为了成长,所以穷人越花越贫穷,富人越花越富有。决定贫富的差别不在于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而在于我们所创造的财富。贫人与富人的差别在于观念,而不在于财富,财富只是结果,观念才是决定财富的原因。

      对于时间的利用也是如此,因为穷人的时间是用来消遣,富人的时间是用来赚钱。所以穷人的时间总是多得用不完,看电视、打麻将、聊天、逛商场、睡觉;而富人的时间是用来学习、工作、谈生意、找项目等,能够帮助他赚钱的事情。因此我们会发现穷人说,那些富人赚那么钱做什么,真不知道享受,要是我有那么多钱早就不干了。同时富人会说,我就真不明白穷人那么多时间不去好好利用,不去赚钱,整天就知道打麻将,把时间浪费太可惜了,要是我有这么多时间不知道要多赚多少钱啊,这是穷人与富人的区别。

      如果你今天还是穷人,那么你问问自己,你是不是仅仅缺钱,造成你今天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找到了吗?如果没有找到,你还会继续贫穷,甚至会比现在更穷。因为改变贫穷的方法很多,关键在于你的观念改变了没有,如果观念得不到改变,再好的赚钱机会,多会错过。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认识自己,贫穷不是因为缺钱,而是缺乏赚钱的能力,赚钱的意识,如果脑袋空空,口袋怎么会富得起来呢?

      年龄不是问题,时间不是问题,暂时还来得及,特别是年轻人,看到我的这篇文章后,赶快行动起来,努力,加油,为你的将来,为你的家人跟着你不受苦,还是我的那句话:“你超越别人一点点,别人就嫉妒你,你超越别人一大截,别人就会羡慕你”!做一个让别人羡慕的人吧!

医改随想

   新医改时至今日看来可能要用温火了,一切事情好像急不得。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也几乎是医改的三十年。今天的医疗形式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也是循序渐进到现在。三十年,整整一代人,现今医院管理思想已经快文化化了。个人改进所引起的行为变化叫习惯,下一代人潜移默化的汲取了上一代人的行为习惯是文化,因为他们认为这就叫“对”。破除文化层次的东西是有一些难度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医院人自己谋变的过程。从我们医院的管理思想情节来看,历经了1980年代的“吃饭靠自己,发展靠国家”;1990年代的“吃饭靠自己、发展也得靠自己”和渐已成熟的“成本核算”;2000年代的“股、捣、光”以及大规模膨胀。贯穿于这三十年的一条“红线”就是那医院人的口袋,政府从全额拨款到差额拨款到不拨款。在管理上也从国有管理到类企业化到类民营化到民营。

   医疗改革的驱动力自始至终都是为了“钱”,是为了挣钱,更重要的是为了花钱,也就是发展,无论是医院发展,还是医务人员的个人发展。如果,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医院人自己求变,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形成的医疗形式来讲所进行的医疗改革称为“旧医改”,那么,现今酝酿和逐步实施的医疗改革应该叫做“新医改”。可以说,旧医改的驱动力在供方,即医院方,这一阶段所带来的有益发展是肯定的;而新医改的驱动力在需方,即患者方,这一阶段的发展必须实现的是科学发展。从宏观上看,旧医改基本解决了二级以上医院的“发展难、发展贵”问题,而新医改要解决的就是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一点是不可用言语来磨灭,但所带来的问题也是不能用言语可以抹掉的。这其中的祸患表现并不是在那些高楼大厦、现代医疗技术手段及设备等硬件问题上,科技进步,医疗技术发展是正确的,而且还在持续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是基础。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出现在价值体系的失衡!出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生产关系方面、上层建筑方面!这些问题,是石头块,而不是土坷垃,只凭口水是淹不碎、冲不掉。

   钱好像本性不臭,可是拿久了就可能变臭了。医院人在长达三十年与孔方兄的交往中,被几个臭钱熏着了,有的中了病,有的还病的不轻。老百姓不干了,愤起声讨,最后用了一个很文明的诉求,那就是“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人何尝不是也叫苦连天,院长说:你看看职工的饭碗,医院的发展,怎么办啊?医务人员说:你看看这车子、房子、妻子、孩子、老子,这五子棋怎么下啊?这些都是没有半点虚拟的现实。然而,这些都仅仅是现象而已,都是大环境有所失衡的客观表现。社会生活中又岂止只有“看病难”,君不见还有住房难、上学难、养老难、办事难等等,更有官商勾结、贪污腐化等,还有环境污染与破坏、自然资源掠夺式挖掘等。于是,便有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一套系统思想,关键旨意是科学。科学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第一要义是发展。可是,这个“发展”并不仅仅是“到处塔吊林立、机声隆隆”、开山凿石、打井取源。它包括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的和谐综合发展。这里还是谈谈那些很实际的钱吧。科学发展观理所当然的包涵“科学‘钱’观”。对于科学“钱”观,从利益角度来讲,既要学习“黑猫白猫”理论,又要学习“老三篇”,也就是供需双方合同利益的科学调整,力求“和谐”。不要小看此事,这可是一个价值观体系的调整。这里包含着人人为我与我为人人之间的和谐,包含着一切向钱看与五讲四美三热爱之间的和谐,包含着个人都抱着自己的利益不撒手与携手并肩谋发展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不能预期,导致了“医改难”。所有民生问题的解决难,我认为都是由于在对孔方兄的期盼中迷茫所致。孔方兄啊,你能给我带来什么?!

   说道了科学“钱”观,又联想到了有人惹恼了孔方兄,来了一次大暴怒——金融海啸!由这次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对孔方兄的大反思。有人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计划经济枷锁与市场经济神化之间、马克思与格林斯潘之间展开反思,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了抢手货,争相阅读了起来。炒啊,炒啊,炒地皮、炒房、炒股、炒期货、炒基金,炒来炒去吵了些什么?人们的心思不放在创业上,天天俩眼盯着“大盘”,一心一意想发财,人人都是巴菲特!

   书归正传,这医改也是这样,吵啊,吵啊,政府、药品/药械供应商、医院管理者、医务人员、健康需求者吵什么呢?原来8部委,现在是16部委吵什么呢?钱?权?利益?看来这科学发展观、和谐也并非易事,没有点真打实凿功夫是不行的。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

      对金融危机最普遍的官方解释是次贷问题,然而次贷总共不过几千亿,而美国政府救市资金早已到了万亿以上,为什么危机还是看不到头?有文章指出危机的根源是金融机构采用“杠杆”交易;另一些专家指出金融危机的背后是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那么,次贷,杠杆和CDS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之间通过什么样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今天的金融危机?在众多的金融危机分析文章中,始终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的简单明了的解释。本文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一、杠杆。目前,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假设一个银行A自身资产为30亿,30倍杠杆就是900亿。也就是说,这个银行A以 30亿资产为抵押去借900亿的资金用于投资,假如投资盈利5%,那么A就获得45亿的盈利,相对于A自身资产而言,这是150%的暴利。反过来,假如投资亏损5%,那么银行A赔光了自己的全部资产还欠15亿。

      二、CDS合同。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运行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比如,银行A为了逃避杠杆风险就找到了机构B。机构B可能是另一家银行,也可能是保险公司,诸如此类。A对B说,你帮我的贷款做违约保险怎么样,我每年付你保险费5千万,连续10年,总共5亿,假如我的投资没有违约,那么这笔保险费你就白拿了,假如违约,你要为我赔偿。A想,如果不违约,我可以赚45亿,这里面拿出5亿用来做保险,我还能净赚40亿。如果有违约,反正有保险来赔。所以对A而言这是一笔只赚不赔的生意。B是一个精明的人,没有立即答应A的邀请,而是回去做了一个统计分析,发现违约的情况不到1%。如果做一百家的生意,总计可以拿到500亿的保险金,如果其中一家违约,赔偿额最多不过50亿,即使两家违约,还能赚400亿。A,B双方都认为这笔买卖对自己有利,因此立即拍板成交,皆大欢喜。

      三、CDS市场。B做了这笔保险生意之后,C在旁边眼红了。C就跑到B那边说,你把这100个CDS卖给我怎么样,每个合同给你2亿,总共200亿。 B想,我的400亿要10年才能拿到,现在一转手就有200亿,而且没有风险,何乐而不为,因此B和C马上就成交了。这样一来,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实际上C拿到这批CDS之后,并不想等上10年再收取200亿,而是把它挂牌出售,标价220亿;D看到这个产品,算了一下,400亿减去220亿,还有180亿可赚,这是“原始股”,不算贵,立即买了下来。一转手,C赚了20 亿。从此以后,这些CDS就在市场上反复的抄,现在CDS的市场总值已经抄到了62万亿美元。

      四、次贷。上面 A,B,C,D,E,F....都在赚大钱,那么这些钱到底从那里冒出来的呢?从根本上说,这些钱来自A以及同A相仿的投资人的盈利。而他们的盈利大半来自美国的次级贷款。人们说次贷危机是由于把钱借给了穷人。笔者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笔者以为,次贷主要是给了普通的美国房产投资人。这些人的经济实力本来只够买自己的一套住房,但是看到房价快速上涨,动起了房产投机的主意。他们把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贷款买投资房。这类贷款利息要在8%-9%以上,凭他们自己的收入很难对付,不过他们可以继续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付利息,空手套白狼。此时A很高兴,他的投资在为他赚钱;B也很高兴,市场违约率很低,保险生意可以继续做;后面的C,D,E,F等等都跟着赚钱。

      五、次贷危机。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此时房产投机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终于到了走头无路的一天,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此时A感到一丝遗憾,大钱赚不着了,不过也亏不到那里,反正有B做保险。B也不担心,反正保险已经卖给了C。那么现在这份CDS保险在那里呢,在G手里。G刚从F手里花了300亿买下了 100个CDS,还没来得及转手,突然接到消息,这批CDS被降级,其中有20个违约,大大超出原先估计的1%到2%的违约率。每个违约要支付50亿的保险金,总共支出达1000亿。加上300亿CDS收购费,G的亏损总计达1300亿。虽然G是全美排行前10名的大机构,也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 濒临倒闭。

      六、金融危机。如果G倒闭,那么A花费5亿美元买的保险就泡了汤,更糟糕的是,由于A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根据前面的分析,A 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除了A之外,还有A2,A3,...,A20,统统要准备倒闭。因此G,A,A2,...,A20一起来到美国财政部长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游说,G万万不能倒闭,它一倒闭大家都完了。财政部长心一软,就把G给国有化了,此后A,...,A20的保险金总计1000亿美元全部由美国纳税人支付。

      七、美元危机。上面讲到的100个CDS的市场价是300亿。而CDS市场总值是62万亿,假设其中有10%的违约,那么就有6万亿的违约CDS。这个数字是300亿的200倍。如果说美国政府收购价值300亿的CDS之后要赔出1000 亿。那么对于剩下的那些违约CDS,美国政府就要赔出20万亿。如果不赔,就要看着A20,A21,A22等等一个接一个倒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美元大贬值已经不可避免。

      以上计算所用的假设和数字同实际情况会有出入,但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性无法低估。

本文摘自好友文章金融危机

“华尔街神话”破灭的警示

“华尔街神话”破灭的警示

作者:投资银行家,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 

       当前最热门的词是什么?救市!从美国国会到白宫到华尔街到雷克雅末克到伦敦到柏林到巴黎到莫斯科到伊斯兰堡到东京到堪培拉,呼啦啦全球一片救市声。尤其国际金融海啸来势汹汹,救不救市甚至上升到“大国风范”的角度,似乎不救市,就沦为不负责任的国家。

       美国一直在救,全球一致在救。自2007年上半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救市难道还少吗?2007年8月,为防止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动荡,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罕见的联手注资,欧洲央行在8月9日的注资规模超过“9.11”之后第二天690亿欧元的单日注资,美联储更是从8月9日起连续4次注资,金额总共达710亿美元。

       事实上,一年来,救市一直持续未断。2007年12月,美国通过《抵押贷款债务减免法案》;2008年2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布什政府提出的1680亿美元的退税法案;2月12日,美国政府联合六大抵押贷款商推出“救生索计划”;7月26日,美国参议院《住房和经济恢复法案》,政府接手“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

       但危机并没有过去,反而愈燃愈烈。9月14日晚,具有94年历史的美林证券公司以大约440亿美元的价格“贱卖”美国银行。几小时后的15日凌晨,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21日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批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至此,加上之前倒下的贝尔斯登,美国五大投行全军覆没,“华尔街神话”完了!

       或许是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面对汹涌而来的“金融海啸”,美国乃至全球的救市力度前所未有。最近一个月来,美国政府启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救市行动,超过10000亿美元。最近两周以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各国向市场注入资金接近20000亿美元,已是史无前例。

       “二战”结束后,为重建欧洲,美国曾提出实施“马歇尔计划”。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以英国、法国和前德国为首的西欧各国总共接受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资本金130亿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大致相当于2006年的1300亿美元——与当前的全球救市资金总额一比,马歇尔计划不是小老弟,而是小数点后站着。

       但信心就上去否?就像打了强心针一样,刹那间红光满面。9月30日,也就是在高达8500亿美元的美国新救市计划即将通过的前两天,美国三大股指——标准普尔500指数、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标普指数更是出现6年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达5.3%。但回头一看,“人比黄花瘦”。10月16日,美国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三”,三大股指均创下历史性跌幅,其中标普指数(跌幅9.03%)与到指(跌幅7.87%)分别创下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原因何在呢?一个信号泻尽天机:正是在暴跌前一天,美联储公布的新一期经济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活动已经全面萎缩,在12个地区联储的所辖地区,大多数地区的消费支出和制造业都出现下滑。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报告显示,9月份美国零售下降1.2%,降幅远大于分析家预期的0.7%,为3年来最大单月降幅,美国消费者在大力紧缩开支。

       问题的症结在于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消费。股指再上升,股市再飙红,如果实体经济萎缩,也枉然,再怎么救也枉然。近十年来,乃至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不能说美国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但依靠美元的国际地位大玩金融创新,就可能成为美国通过华尔街渔利世界的重要手段。

       有一个数据能充分反映华尔街的玩,这就是“CDS(credit default swaps)”,中文一般译为“信用违约互换”,它是摩根大通在1995年首创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乃目前国际债券市场上交易最多的信用衍生产品,规模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毫无疑问,CDS为美国吸引的存款不在其少,输出的通胀不在其少。

       至于消费,笔者认为美国人早就应该紧缩开支了!美国人不是一般的寅吃卯粮,而的确就是一幅坐吃的样子。2008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1680亿美元的退税方案,这实际上就是发钱给国人消费。数据显示,“二战”期间,美国平均储蓄率达到20%以上的高点,但此后逐渐下降,从1960年代的12%-16%降到1980年代的8%-10%。上世纪90年代后,个人储蓄率下降迅速,2001年已降到1%,2006年为负1.3%。

       美国经济就像一只寄生虫,两个重要的宿体都在亚洲,一个是作为重要盟友的日本,一个是作为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曾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这一点洞若观火,早在2005年中,就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上撰文指出,中国如果停止购买美国的短期国库券,将会使美国经济立即停止前进。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也曾经指出,美国已经吸收世界存款的80%,当这个数字达到100%时,全球经济就将处于严重危机之中。

       然而,在美国人不生产而又高消费时,节衣缩食而又努力干活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以美国苹果公司的ipod video3.0电脑为例,它是中国组装的,美国售价299美元。其中苹果公司技术管理拿80美元,美国其他制造商拿8美元,美国销售和物流商拿75美元,日本东芝公司提供硬盘拿73美元,相关国家提供显示器和芯片拿59美元,中国组装拿4美元。用此比例一换算:每一台 ipod video 3.0,苹果公司依靠技术得51%,美国靠物流和销售得25%,美国、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制造得24%,其中中国仅得2.6%。

       美国为什么一直给中国尽早尽最大可能开放金融市场施加压力呢?答案不言而喻矣,另外,美国为什么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大力救市呢?答案不言而喻矣。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经济学家西蒙·泰尔福德把美国称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替罪羊”,并认为人们批判美国“很容易让其他国家脱掉责任”,矛头直指中国。

       笔者并非完全反对救市,而且愿意承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势下,尤其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畸高的情势下,作为外汇储备最高的国家,中国的确可以为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出力,这也要考虑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笔者反对的是某些西方政客和学者的言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救市上自由主张。

       笔者一直高度关注资本市场,也曾在海外的金融市场搏杀多年,深知:资本市场是为实现实体经济服务的,最终目的在实业生产。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纯粹玩来玩去,谁玩谁呢?再高深的包装,也无法违背最朴素的常识!

       实干方能兴邦,对中国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这应该就是“华尔街神话”的终结所警告世人的吧!

摘自人民政协报,财经专版,总第35期,2008年10月24日

又见修路

       这几天,医院门前的公安街正在大面积整修。道路需要维修,是因为沿着这条道走的人多了、时间长了,导致路面不平、路基破坏等,要修好它,让人们走的平稳、顺托些,是好事。

       又见修路,使我想起了2003年公安街重新铺油面,使我想起了2003年哪些事。前几天,到青岛参加了一个会议,遇见了临朐县人民医院的潘院长。他说我不懂政治,大伤了元气。当时,他的提示已使我想到了一些往事。但,至今我也不知道到怎么就叫“懂政治”!

       潘院长的评价和又见修路确实让我的大脑演了一些小电影。

        时间回退到1991年9月17日,服从组织安排当了急症科主任,大夫由我、李培吉、季玉亮、刘峰之、王培顺组成,护士长由宋兆会担任,护士有唐兰英、刘瑞兰、刘瑞华、宗宪芝等。这是我院急症科第三次重组,也是现在医院急救模式的初创期。那时候人们的工作热情真令人向往,个人奉献精神实在是让人过意不去,从不计较什么,内心里好像理所当然。记得当时一个晚十点左右的时候,来了三位有机磷中毒的患者,还没有召集抢救人员,就自然聚集了近三十位下班后的医务人员,只要知道信一定来,且互相转告。大家有序地分成三组展开抢救。那时候,无论是晚上下班后,还是节假日,只要有空总是到科里转转,看看病人,帮帮忙什么的,实在没事,看看业务书,学习学习,形成习惯,蔚然成风。

       1992年初,我又被任命为院长助理、改革办主任,兼任急症科主任。现在的经营管理办公室是当年的改革办与信息统计科合并而成的。当时的改革办的重要职能就是出台医院的方针政策,如同现今的“发改委”。在改革办担任主任期间,大的工作就是完成《医院综合目标管理条例》的编辑,也就是现在《医院管理通则》的母亲版。我的助手是当时的医院办公室秘书王长志,从1993年4月至9月初稿完成。1993年秋,不管什么原因,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到天津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进修期间有幸见到了当时神经内科学界几位顶尖人物,陈世俊教授、杨露春教授、王安德教授等,他们的风范令人钦佩。进修期间过年回家,才知道医院经历了主要领导的更迭。进修回来后,被人告知:你所有担任的领导职务我们都查不到文件。言外之意就是,这些都是不能算数的。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也是我主张职责权限必须清楚、文件化(长期授权要有红头文件、要有岗位描述)的情感由来。不过当时还真没拿着这些问题当回事,只是急切地想把自己所学的“满腹经纶”应用于实践。

       前几天,到病房看望小学同学的母亲,到医师办公室坐了坐。科主任很有礼貌的向科室的年轻大夫介绍我。他说:大家认识不,这是我们李院长,原急症科主任、老内科主任。介绍我的就是现在的内三科主任季玉亮,季主任。可是,他没有介绍我是原神经科主任。因为有些细节他不清楚。医院神经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我进修归院由哪些头衔变为普通大夫后,可谓历尽辛酸,艰苦营造的结果。随着医院神经专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终于有了独立建科的条件,这也是对我的最大回报吧。在此,也衷心感谢那些鼎立支持我的兄弟姐妹们,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和力量。1998年2月16日,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神经科,由医院神经内科专业组和神经外科专业组组成,主任由我担任,印制了红头文件,神经外科组有王新法大夫负责,护士长由王会贞担任。但文件并没有下发各科室。事隔一日,1998年2月18日,我接到通知到区里谈话,任命我为医院副院长。这样,我做了文件上任命的一天正式神经科主任。当然,这神经科主任是换了人的。然而,我同样也没有接到免去神经科主任的正式文件。至于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神经科被更名为不规范的“脑系科”,成了“割了尾巴”的神经科。这些,同样令人啼笑皆非。

       2003年7月,公安街大修,铺柏油路面。那时我做了约半月多的“执行院长”, 详见《医院改革思路》。这个执行院长所履历的辛酸,现在已没有几个在职人员知道了,刘学华、藏怀超已退离岗位,盛勇早已到了外单位就职。后因我到市委党校培训,基于多种原因退去了执行院长一职(以后也没再设立)。等我2003年12月底培训回来,领导找我个别谈话,主要内容:你在担任执行院长期间,引起了医院广大职工的不满,威信扫地,赚得很“臭”。意思间是让我停职一段时间。让我一段时间不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无官一身轻吗!但,对我在出任“执行院长”期间,用威信扫地,赚得很“臭”来定论,确实对我不公平。更有趣的是在我实行改革期间,有些利益受到损失的人见了我都有些敌意。于是,2004年一年便清闲了起来。博客能写道今天,理应归功于那一伟大的决定。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格的凌辱》,发表在自己电脑制作的“网页”上,当时还自娱其乐地发表了新年贺词。遗憾的是我那破电脑,因为重装系统,置错了分区,把资料全消了,同时被消除的我认为重要的文章要数那篇《井冈山游记》了。那篇文章对当时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至今已变得意义重大了。基于这次丢失资料的教训,后又遇到现在叫windows live spaces的博客,大喜!于是建立了真正的“网页”,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论“谣”》,时间是2005年2月26日23点54分。

       又见修路,地理上的路现在大修了,这是一段医院人至今走了36年路!触景生情,我这心里的路也该大修了!

关于网络签名的有效性

    这几天,因为牵涉到我院新大楼建设设计中的局域网规划方案的制定,遇到了一个问题。按照我的想象新大楼建设要现代化一些,比如说电子政务,无纸化办公。但有人说网络文件签署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无法用网络签名的方式实现签署文件的合法性,文件只能由打印机打出了,确认者亲笔签名才行。但是,这将带来很大麻烦,也不像是无纸化办公了。发此帖子,请求各位朋友给点好办法,比如说密码电子印章之类的行不行?

部门利益是医改之大敌

来源:搜狐健康 作者:于明德

作者介绍: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司长,历任辽宁省医药管理局局长,国家医药管理局财务与市场流通司司长。长期从事药品生产、流通等管理工作。

医改为什么这么难?

  医疗体制改革自哪一年起,目前找不到权威界定。我隐约想起:1965年毛主席发出“6•26”指示:号召医务人员到缺医少药的农村去,到山区去。这应该体现了当时老人家对当时医疗服务现状的不满。我还清晰地记得:自从1994年初,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彭沛云国务委员深入基层总结“两江经验”(镇江、九江),到今天新医改接力棒交给新上任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前后历经四届政府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成绩和进展是巨大的和有目共睹的。但是,这么多年时间在众说纷纭的争议中,还没有拿出一个为大多数群众拥护的医改方案,这不免让人感到心情沉重!

  医改为什么这么难呢?我想至少有两条原因:

  1. 医改牵动千家万户和社会各界,矛盾错综复杂,医改天生就是一道世界性难题。诸多矛盾的解决要随经济发展而定,不可能一蹴而就,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应该是客观的、务实的选择。

  2. 不管是前届政府的8部委还是本届政府的16部委,相关联的部门对医改分歧较大,影响了决策,这也是医改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原因。

  我认为:党中央十七大报告把医改方针和原则确定以后,有关部门至关重要,他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只有真正抛开部门利益,抛开私心杂念。把十三亿人民的利益顶在头上,这样医改才会顺利。

政事分开是当务之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强化政府责任与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鼓励社会参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医改原则与核心内容的最明确最具体的指示。

1. 部门利益是改革的大敌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是党和政府极力反对和纠正的错误倾向,尽管已经有了较大改变,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往往是由政府主管部门起草,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还是存在的。

  就医改方案而言,十几个部门讨论二年多时间在关键问题上不能完全统一,拖延了改革进程。这中间,部门利益就是绊脚石之一。

  新医改方案中,关于体制设计的一个重大分歧就是:政府加大投入的医疗保障资金交给谁?此前的六十多年间,这不成为问题,因为医改之前,政府投入资金交给卫生部们是“天经地义”的。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已经焕然一新,但是卫生体制改革是滞后的。人民群众对医疗保障的需求是迅速增长的,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初步健全了,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对医疗保障一包到底。过去,国家拨款给卫生部门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低效率的,受到人民群众越来越激烈批评的计划经济的落后体制。在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顺应社情民意,我们必须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起“政府购买服务”即“补需方”的新体制,需方是人民群众,而代表人民群众医保利益的机构是各个保险公司,这是体现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新体制,是推动医改的动力。然而这样一个重大的改革投入机制的政策,一直是有关部门争论的一个焦点,部门总认为只有自己最胜任,国家的钱交给自己最放心。他们特别不希望有来自外部的制约机制。

  而与此相反,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从群众利益出发,有制约比没有制约好!有竞争比相对垄断好!补贴需方(参保人即社保执行机构)比补贴供方(医院)好!

  难道当事人真的不明白大多数人赞同的这个道理吗?不是的!是既得利益模糊了他们的双眼,他们希望像过去那样,把人、财、物大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希望从制度上没有人能对医疗服务说不!这就是利益的根源!可以略举几例来讨论一下:

  ——有人说:“为了保障国家基本药物中廉价药的供应,要由国家实行定点生产、统一配送、统一使用”。我认为:廉价药的缺失绝对不是生产问题,而是“以药养医”体制所致!全国药品生产能力二分之一闲置的情况下,只要合理定价,正常按需使用,任何一种廉价药都不会缺失!但是医院对卖药有巨大利益追求,所以医院本身就不愿买“空间”极小的廉价药,提出定点生产是掩盖真相,是“头痛医脚”的做法。那么捞起这样一个“定点生产”的题目,实行新的“统购统销”,人为制造一些不公平竞争,给医改添乱,是为了什么呢?

  ——有人说:“对新药和专利药品要逐步实行上市前药物经济性评价制度”。实际上,“药品法”规定我国药品上市申请的评价标准只有安全性和有效性,质量可控性。有关部门试图在《药品管理法》之外,设立自我授权,这本身即违法!

  况且也不存在“经济性评价”的可行性,“经济性评价”评什么呢?评赢利能力吗?评资金周转速率吗?评市场份额吗?还是评价抗风险能力?这一系列经济指标在市场竞争中才能体现出来,上市前无论如何是无法评价的,对决定批准新药上市与否也是不必要的!那么,为什么要“经济性评价呢?

  如果这里的经济性评价,是指国外通常说的对临床药物治疗过程的“药物经济学”评价的话,这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在上市后而不是上市前,药品性质最本质的表现应在大量临床使用后才能看得到,千万不要给新药和专利药注册审批增加药品法规定以外的任何附加条件了。

  ——有人说:“要规范社会办医疗机构包括外资办医疗机构的准入条件”。其实我认为,根本不需要给民办和外资以单独“规范”的待遇,不论是公立医院还是民营或外资,只要“准入条件人人平等”即可以了。事实上,许多人都看到了有关部门对民办和外资医院的准入是抱消极态度的。因此我们真的很担忧,为了保护公立医院的垄断地位,企图借助“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单独的“准入条件”来达到目的,这符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吗?

  联想起2006年刑法修正案(6)实施后,有关部门竟然公开说“收红包不是贿赂”!我认为他们的立场是站偏了。

  还有,已经被国务院法制办给于纠正的《原医疗事故鉴定办法》,原规定有要求患者自己承担“举证责任”的错误条款等等,现在已被国务院纠正为由医院对医疗事故举证。作为原起草单位的有关部门,其维护自身利益的立场不是由来已久吗?

  我认为:部门利益必须抛弃,即便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也不能只想到“600万医务人员的意见”,而应该以13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医改成功的先决条件。

2. 充分调动和发挥医务人员的改革热情和聪明才智。

  几年来的医改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媒体有密集报道,历年两会都是热点话题。各社会团体有各种建议不断报送有关部门和国务院,相比之下,医务人员的声音既小又少,似乎显得十分冷清,为什么呢?通过了解才知道,前几年医生们也曾积极关注和参与改革讨论,由于反反复复没什么大进展,许多医生感到“疲倦”,医生们说:“上边爱怎么定就怎么定吧,反正我们收入不减少就行!”还有的医生说:“我们院里从来没有学习讨论过医疗改革,大家都不太了解,也不关心。”

  其实,医生是医改的重要力量,仅就医疗环节内部的细节问题而言,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医生,要尊重医生、爱护医生,没有广大医生的积极参与,什么“双向转诊”、“全科医生”、“降低医疗费用”、“提高医疗服务的满意度”等等就很难落到实处!

  有些院长同志直白的说:“关于医改方案我们是有考虑的,也备有建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任命权在卫生局,我们不能想说就说,我们首先要顾及卫生局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只能等等看再说。”

  看来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远远还未调动起来,他们的真知灼见还没有畅所欲言。要创造环境和气氛,听听医生们对医改的真知灼见,对医改方案的制定和落实是十分重要的。

  政事不分的体制障碍了医务人员智慧的发挥,及早落实“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政事分开”等“四个分开”是当务之急。

3. 认真落实,不要好经歪念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仅仅有了好的政策还远远不够,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制定出来是很不容易的,执行好、落实好就更不容易。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是多么好的一项政策呵,可是这项好政策却被某些农村干部曲解演化为“没收财产、扒农民房子,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完全背离了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社会安定和谐。

  药品招标采购本应是引入竞争机制,降低采购成本,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的好政策,但是在各地实施中,广大群众会发现“低价药落标、高价药中标”,“只定价格,不定数量”,“变脸药高价中标”,“中标不算数要靠钩标”等许多怪现象。这些怪现象瓦解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扭曲了招标采购竞争机制的本意,减轻人民群众用药负担的好政策并没有取得好结果,为什么呢?

  政策是好政策,“一部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所以在制定和落实医疗体制改革相关政策时,一定要严防歪嘴和尚!那么歪嘴和尚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念歪经呢?

  歪嘴和尚是部分既得利益者,当改革政策可能要触及他的小团体利益和一己私利时,他就用各种办法让改革脱轨,至少要拖延一段时间,为自己的利益辩护。

  ——有人说:开展“核定收支,以收抵支,超收上缴,差额补助”的管理办法能够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而我认为所谓的“核定收支”的办法与中央提出的“政事分开”等四个分开措施是背道而驰的。“收支两条线”等于强化了某些部门对医疗机构的工作干预,形成了任命干部靠卫生局,收入交卫生局,支出要向卫生局请示的格局。医院好像卫生局的科室,医院院长对医院的经营和管理完全听命于行政部门,这样的“改革”要把医院领到哪条路上去呢?

  ——新近,也有人大力倡导南京医院药房托管的所谓“经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一个托管合同中医院都要收取购药金额45-52%的“托管费”,用“托管费”把医院“以药养医”的既得利益先固化起来,群众并没有受益而且这个托管费还在不断的提高,最后这些负担完全都加在患者头上,这不是改革,这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游戏,对改革没有任何推动。既浪费了宝贵时间,又把改革引入死胡同,为什么还要假戏真唱呢?

  看来,认真地、原原本本地把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关于医改的方针落到实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我们殷切希望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要把十三亿人民的利益举在头上,真心实意地实践科学发展观,千万不要浪费了宝贵的改革时间,不要为己所用,好经歪念吧!

四点体会

  通过多年来关注医改、学习医改、参与医改,对这一重大改革有了一定的认识,医改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需要时间通过实践深入学习。我有如下初步认识和体会:

  1. 政府正在大幅度提高对医疗保障的投入,这是必要的。但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第一位的问题不是投入多与少的问题,而是体制问题。不转变公立医院现行体制和机制,注入多少资金都会石沉大海。

  2. 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认认真真、原原本本的落实党中央十七大报告的指导方针,认认真真实践科学发展观,只要抛弃既得利益,真正把十三亿人举在头上,改革一定会顺利!

  3. 千头万绪,要从部门领导同志转变思想入手,当务之急是政事分开。具体一点说,卫生主管部门和社保主管部门都要落实政事分开,政事不分开,医改没希望。

  4. 坚持政府主导并引入市场机制,三方面竞争机制缺一不可!无论是医院之间、医药企业之间还是保险公司之间!都要鼓励多元化的有序竞争!竞争的结果归根结底对老百姓有利!

  政府花钱买服务

  三个竞争惠百姓

  政事分开是起点

  医改必然前景明

不拘一格降人才

         读人民政协报总第315期(2008年10月27日)《学术家园》文史馀谈栏目《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一文,其中引用了龚自珍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然,这不拘一格降人才,容易否?看来不宜!不然,自古呼吁之?!一直至今,然也!不拘一格降人才之难以实现,不知何人作梗,从诗句看,还得“劝天公重抖擞”啊。而这天公又是何人?体制耳?我认为确实是体制的原因。
         文章中提到了美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华罗庚、倪志福等等。说是不拘一格降的人才,是也不是,这些总是些凤毛麟角之人,然而,我所关注的是在大众之间,基层之中,如何判定一个人能与不能的问题。现实中缺乏的是形成评定人能力标准的体制。原来有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我还要解释一下,这个说要分谁说,是天公!这很重要,决定命运。
         由于没有标准,或乱定标准,人们失去了正确的进步方向和动力,大家便齐齐看脸色行事了,或动用非常手段了。于是乎,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暗究可哀。
         我真盼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有所得,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又谈何容易!